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父亲贺龙同我谈到他与周恩来总理的患难之交，突然问我，女儿，你知道历史上有个张皞如吗？我搜肠刮肚，一时答不上来。这似乎在父亲的意料之中，他马上说，不怪你女儿，这个叫张皞如的人，我知道的也不多，只知道他是民国时期的一个老先生，蛮有学问，也蛮有骨气。民国初年，他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首诗，题目叫《伤时事》。诗写得很好，你想办法找来看看。

　　回到我就读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我立刻向近代史老师请教，然后钻进学校图书馆，费了很大力气，才从故纸堆里查到那首诗。原来是首七绝。诗前面有段附言：“九月二十八日阅报，见徐州会盟，祸已近眉睫，政府犹用敷衍主意。国家生命已断送于数人之手矣，不禁掷书流涕，遂成口号。”下面是诗的原文：“太平希望付烟云，/误国人才何足云。/孤客天涯空有泪，/伤心最怕读新闻。”

　　透过悲愤而又低沉的诗句，仿佛能看见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年男人，以歌当哭，正在烟云飞渡的天空下独自徘徊。面对军阀当道，枭雄窃国，他是那样的孤独，那样的失望和悲伤。但他却无所畏惧，敢于在诗里藏刀，痛斥窃国者的倒行逆施，表达出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

　　这首七绝刊登在1916年天津出版的《敬业》杂志上。因杂志的发行量十分有限，我在北大图书馆没有查到它的原刊，只查到《伤时事》最早刊登于这本杂志的记载。但看到1916这个年份，我蓦然想到正是在这一年的2月，我父亲贺龙在故乡桑植带领他的12个弟兄，揭竿而起，用两把菜刀（其实是两把柴刀）砍了芭茅溪盐局，夺了官府的12枝枪，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难道这是一种巧合？接着，我开始追踪张皞如先生的足迹，希望能找到他写下《伤时事》的前因后果。我想，父亲文化不高，也没有诗词方面的造诣，可他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得这首诗，记得写这首诗的张皞如先生，其中必有原因。

　　后来我获得了如下资料：张皞如，名穆熙，字皞如，1878年生于河北省盐山县大许孝子村，于1905年离家赴保定深造。由于他天资聪慧，进取心强，成绩优异，受到美籍英语教师麦伽利先生的器重。南开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留美回国后，最初在保定大学任课，经麦伽利教授的推荐，认识了张皞如，并对他才华和学识备加赏识。张伯苓先生创办南开学校并主持校务时，恰逢张皞如被选为河北省参议员，便聘请他到南开学校任语文教师。当时，少年周恩来正在南开中学读书，张皞如便成了周的老师。周恩来思想开放，品学兼优，必然引起张皞如的注意，从此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颇能说明这种师生情谊的，是两个人经常在《敬业》杂志上以诗词唱和，共同表达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

　　张皞如那首七绝诗《伤时事》，就是在那个时期写作的。当时辛亥革命已落入低潮，数年前成立的中华民国被淹没在军阀混战之中。张勋为打击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处心积虑地拉拢和勾结各地军阀，在徐州阴谋订立北洋七省军事攻守同盟，意在复辟封建帝制。张皞如看到这条新闻，怒发冲冠，奋笔写了《伤时事》一诗，对中国向何处去表示出严重的忧虑。

　　我把从图书馆抄下来的《伤时事》带回家给父亲看。父亲说，就是这首诗。不过你找到这首诗，只完成了任务的一半；任务的另一半是，作为张皞如先生的学生，当时周恩来步张皞如这首诗的原韵，也写了一首七绝，应该把周总理的这首诗也找出来。

　　沿着少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时的活动轨迹，我在图书馆果真找到了他写的这首诗。让我惊异的是，周总理的这首诗不仅是步老师张皞如那首《伤时事》的原韵，而且与张皞如的诗发表在1916年10月出版的同一期《敬业》杂志上。周恩来总理这首诗的标题是《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原诗为：“茫茫大地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周总理的这首七绝，与张皞如先生的《伤时事》心灵相通，一脉相承，同样表达了对反动军阀逆历史而动的满腔义愤。不同之处，则表现在周恩来对张勋复辟的极端不屑和蔑视。他指出张勋复辟只不过是秋天的唧唧虫声，发出的是即将灭亡的哀鸣。那种高远的意境，盛极必衰的辩证眼光，如同英国着名诗人雪莱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换句话说，少年时代的周恩来，其心胸和抱负，还有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已远在他的老师之上。

　　我抄下周总理在少年时代写下的这首诗，急切地交给父亲，他当即露出一脸欣悦之色，然后便给我讲述了由这首诗引起的一段佳话。

　　父亲告诉我，这是南昌暴动后发生的事情。人们都知道，南昌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对国民党反动武装打响的第一枪；作为暴动的主要军事指挥，父亲从此投入了党的怀抱。但暴动胜利后，起义军在南下潮汕途中，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层层阻击和包围，最后终于寡不敌众，被迫接受失败的命运。在起义军领导人决定分开行动时，在潮汕的某地，周恩来与父亲贺龙有过一段恋恋不舍的话别。因为父亲在南昌暴动之前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他带领上万部队参加起义，公开倒向共产党，这可是件震惊朝野的大事。但经过夺城激战和南下潮汕的一路恶战，上万部队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让父亲在一夜之间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周总理怕父亲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对革命失去信心，主动和他推心置腹，谈起了自己对革命的追随过程。父亲几十年后说，周总理那天的诚恳和对中国未来的冷静分析，就像刀劈斧砍，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永远不会磨灭。

　　正是在这次话别中，周总理提到了他在南开读书时与老师张皞如的那次诗词唱和，并当场吟诵了他步张皞如《伤时事》原韵写下的这首七绝。之后，周总理对父亲说，起义失败只是暂时的，部队没有了我们可以继续招兵买马，因为国民党右派把国家治理得一片昏暗，让天下百姓看不到希望，但他们不过是几只唧唧秋虫，严冬一到就没了声息。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怎么能让反动势力一手遮天？因此，我们必须站出来挽救国家的危亡，担起重整山河的重任。

　　父亲性格中最突出也最富有魅力之处，就是敢于担当，敢于对天下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在这之前，他已是百折不挠，百战不殆，从未在险恶面前低过头。因此，他告诉周恩来，自己今后最想做的，正是东山再起，继续拉一支队伍，把旧中国搅它个天翻地覆。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在南昌暴动8年之后，我父亲接到了同是南昌暴动领导者的朱德总司令的电报，从故乡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把他重新组建的红二军团，带上了红军长征之路。此时在他的身后，又是兵强马壮，铁流滚滚，簇拥着数万人的部队。

　　再后来的事情，发生在天安门城楼。这是1949年的开国大典，周总理和我父亲以开国领袖的姿态，站在天安门城楼共同检阅部队。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父亲忽然走到周恩来身边，对他说：“恩来，你还记得1927年潮汕失败时，你给我念过的那首诗吗？”

　　周总理两眼放光，热烈地望着我父亲：“贺胡子，连你都记得那首小诗，我怎么会不记得呢？”

　　这时，参加阅兵的队伍正走过长安大道，那种排山倒海的阵式，所向无敌的气势，激起万众欢腾，声震云霄。父亲手扶栏杆，扯开喉咙对周总理说：“哈哈，如今的反动派，真是‘虫声唧唧不堪闻’了。”

　　周总理听我父亲吟出他33年前的诗句，也报以大笑，然后说：“不，贺胡子，如今是‘一唱雄鸡天下白’了！”